“毋庸置疑，温州人是中国最优秀的群体之一——不管他们曾经或现在走过多少弯路。”这是一位媒体从业人员采访了数个温州商人后的感慨，言简意赅。
　　不错，正是这样一个群体，没有任何政策、区位、资源优势，却在短短２０年的艰难摸索中创造了许多像“正泰”、“德力西”、“康奈”、“红蜻蜓”这样优秀的民族品牌，成就了享誉中外的“温州模式”、“新温州模式”。
　　也正是这个总人口不过７００万的地级城市，涌现出了２５个中国名牌、１２个中国驰名商标、６５个国家免检产品、２７２个浙江名牌和著名商标，２７张“国字号金名片”……
　　“温州人是如何进行品牌创新和保护的？”带着这样的疑问，记者开始了温州之行……

    模仿到创造——财富滚滚而来
　　“这没有什么可以避讳的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温州品牌确实是从模仿起步的。”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、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温州企业从仿制起步，一直到品牌国际化的整个过程，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和了解。
　　模仿几乎遍及温州各行业的初始阶段，譬如皮鞋仿意大利，服装仿法国，打火机仿日本等等。这些模仿既培养了企业的经验，也为各行业自主创立品牌积累了最初的资本。
　　周德文讲了温州大隆机器有限公司创造鞋机（制鞋机器）著名品牌——“大隆”的故事。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，温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皮鞋生产基地，但温州鞋厂用的鞋机，几乎都是从台湾和意大利进口的，进口成本相当高，服务又不及时。精明的“大隆”人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。作为后发企业，他们选择了“模仿”战略。
　　“大隆”瞄准的第一个目标，是当时在温州鞋机市场占九成左右的台湾鞋机。
　　1994年，“大隆”从台湾进口了一批鞋机配件。仅3个月时间，“大隆”便仿制出了自己的前后帮机，各项技术指标几乎与台湾产品持平。此举引起了台湾人的重视，很快便有台湾鞋机企业主动要求与“大隆”合作。在两年的合作期内，“大隆”学到了关于鞋机的生产设计技术、关键的生产工艺及市场需求规律等经验，也获得了丰厚的市场利润。

　　制假到打假——关键在于树立品牌
　　也许读者还记得，1987年8月8日发生在杭州武林广场上的一件事——愤怒的杭州人点起大火，将5000多双温州产的假冒劣质鞋葬身火海。
　　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对此记忆犹新。1987年，一名消费者在武汉买的“一日鞋”，引发了全国商业系统的打假行动。随着整顿深入，制鞋基地温州的假冒伪劣鞋成为“千夫所指”，于是便有了杭州人怒烧温州鞋的一幕。虽然后来查实，当初那名消费者买的鞋不是温州产的，但1990年，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，还是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。
　　但王振滔说的另一件事中的鞋，却的确是温州造的。
　　1989年，一名东北女青年给未婚夫买了一双温州皮鞋，打算婚礼上穿。可喜宴上，新郎的皮鞋开帮了，一看，原来里面塞的全是马粪纸。新婚夫妇气愤地把破鞋寄给了当时的温州市长，还附上了几个字：温州人拿这种劣质皮鞋坑人，当市长的脸红不红？
　　“我是温州人，到现在，每次提起这件事我都会脸红，我想当时的市长一定也脸红了。”王振滔说。
　　但是脸红不是办法，历史在相隔12年后出现了轮回。这次，温州人成了胜利者——杭州的武林广场又燃起了一把火，烧的也是假冒伪劣的鞋子，但这次点火的人是王振滔。当时的《经济日报》报道说：“12年前一把火，烧温州人的劣质鞋；12年后的火一把，温州人烧仿冒温州鞋的劣质鞋。”
　　“为了这一把火，我付出了长达12年的努力啊！”1997年至1998年，武汉、安庆、公安、高密、临沂、泰安等地相继发现假冒奥康鞋。王振滔派出的人在山东打假两个月，发现高密碾头村生产“奥康鞋”已成相当规模——10家企业中，1家做商标，3家做包装，6家做鞋，配套成龙。其他地方也出现了“×奥康”、“奥×康”、“奥康×”等近似商标。
　　“奥康”人愤怒了，温州人愤怒了，他们要火烧假冒温州鞋。工作人员问王振滔：“火烧地点在哪里？”王振滔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杭州武林广场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！”
　　经历了假冒伪劣的切肤之痛，温州人将目光紧紧地盯在了品牌兴业上。
　　2001年，我国首次开评“中国名牌产品”，温州与中国名牌擦肩而过。
　　2002年，机会再度来临，酝酿多年的创牌冲动终于迎来“开门红”，温州的奥康、康奈、红蜻蜓和康泉4家企业的4种产品荣获“中国名牌产品”称号。
　　作为国内产品质量的最高标准，上榜“中国名牌”得凭实力。申请评选的产品不仅质量要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、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，而且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均要居行业前列。难怪国家有关部局对温州投来热切关注的目光，因为像温州这样一下子捧回4个“中国名牌”，在全国地市级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。尤其是皮鞋业，全国7个“中国名牌”中温州就占了4个。
　　“梦想一朝实现，追梦的冲动却永无止境。”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，此后，名牌战略开始在温州更多的企业里实施。
　　2003年，庄吉、报喜鸟、法派、美特斯·邦威、正泰、德力西、天正，温州的7家企业拿下了11个“中国名牌”；2004年，高邦衬衫入围“中国名牌”，法派捧回“中国驰名商标”。今年，温州迎来了品牌“丰收年”，市政府对品牌的扶持力度再度强化——力争通过3年努力，使“中国名牌”、“中国驰名商标”达到40个以上。
　　今年，温州企业捧回了13个“中国名牌”，成为历年来上榜品牌最多的一次。除了红蜻蜓、康奈、奥康和康泉4家“元老”是复评中蝉联的，其余9家都是新生力量。温州也因此成为全国拥有品牌数量最多的地级市之一。

　　创牌到维权——品牌保护任重道远
　　但是，随着温州企业的知名品牌越来越多，如影随形的知识产权纠纷也越来越多，尤其是随着商标注册量的上升，商标纠纷案也不断增多。如何维权打假，如何避免纠纷，成为温州企业日益突出的问题。
　　温州燎原知识产权事务所总经理金韬，以其专业的角度表达了他的担忧。他认为，商标纠纷案大增，从好的角度来看，反映了温州企业品牌在国内外知名度的提高，市场竞争已经从价格竞争、质量竞争走向品牌竞争，但同时也暴露了温州企业在开拓创新时的不足之处。
　　金韬向记者透露了发生在温州企业“康芙娅”和美国企业“强生”间的商标纠纷案。
　　1996年9月，浙江瑞安康芙娅保健用品有限公司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“康芙娅”商标（英文商标为“ＣＡＲＥＦＵＬ”），专门生产妇女卫生用品。1997年5月，商标局对“康芙娅”商标注册申请进行了公告。
　　1997年6月，本以为一帆风顺的康芙娅公司意外收到一份来自美国“强生”公司的厚达一寸的公函，声称“康芙娅”的英文商标与“强生”在妇女保健用品上已注册的英文商标“CAREFREE”的构成、呼叫及含义均相似。“强生”以易使消费者产生混淆为由，通过北京一商标事务所向商标局提出异议。
　　1999年7月1日，商标局初审裁定，“康芙娅”的“CAREFUL”与“强生”的“CAREFREE”有明显区别，准许注册。第一回合“康芙娅”取胜。
　　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　　1999年7月19日，不服商标局裁定的“强生”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，并向“康芙娅”公司发来厚达3寸的公函，声称自己的“CAREFREE”商标为世界知名品牌，已在110多个国家注册，“康芙娅”有商标侵权嫌疑。
　　这给“康芙娅”出了个大难题。此时，“康芙娅”产品已经在浙江市场上热销。由于市场扩张和本身规模还相对较小，“康芙娅”的资金出现了问题，一旦卷入这种马拉松式的“官司”，企业就再也没有精力对付生产和市场了。而且，由于商标纠纷，“康芙娅”的声誉也将面临滑坡的风险。
　　一方面，有人善意地向“康芙娅”董事长张永顺提出，千万不要和美国人打知识产权官司，“与这样的巨头打官司，赢了也要被拖垮”。另一方面，“强生”也与“康芙娅”接洽，要他们贴“强生”的牌子生产。
　　“康芙娅”曾经动摇过，但最终没有屈服，也没有听从“千万别和美国人斗知识产权”的劝告。张永顺把仅有的一辆本田摩托车卖掉后，开始了跟这个国际巨头的争斗——“康芙娅”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提交了答辩书。
　　但这一等又是3年。2003年5月7日，商标评审委员会终审裁定，“强生”公司所提异议复审理由不成立，对“康芙娅”公司的商标予以核准注册。“康芙娅”再度取得胜利。
　　然而，“强生”还是不服，并于当年6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告上了法庭。12月23日，北京一中院对此案做出判决，美国“强生”公司败诉。这意味着，在这场与跨国巨头长达6年的“商标争夺战”中，温州的民营企业依法获得了自己的商标权。
　　目前，温州民企与国外企业的商标纠纷大小案件已有千余件，其中与世界企业巨头的商标官司也屡见不鲜，约占30%，给温州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。不断发生的商标“抢注”及商标纠纷事件，也不断提醒温州企业要增强“商标意识”和注重“商标保护”。越来越多的温州企业增强了商标意识，把商标视为企业文化、企业精神、企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自己的产品早注册、多注册，努力争创驰名商标。
　　从创立品牌到保护品牌，再把自己的品牌变成名牌，温州人创出了自己的品牌模式。